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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觸及到了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日前致信國會兩黨領袖，敦促國會盡快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在耶倫看來，國會在調高債務上限上的任何遲疑不僅可能引起政府關門，還會出現公共債務違約的危機，同時耶倫強調，財政部就此采取的特別措施只能讓政府的資金維持到今年6月并帶有“很大不確定性”。

(資料圖)

作為一種緩沖策略，當國會批準的國債發行指標快要用完并觸及債務上限時，財政部會立馬啟動所謂的“非常”機制，其一是減少或者暫停對聯邦雇員退休賬戶(FERS)中持有的特殊類型國債進行再投資，由此可以釋放幾千億美元的空間。由于賬戶中的資金并不能取出，雇員們也并不會因此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影響，況且債務上限提高后，財政部可以通過再發債得來的資金將投資補上，因此這項操作就顯得得心應手。

其二是降低財政部在美聯儲的一般賬戶(TAG)余額，通常情況下，財政部會保持大約5000億美元的現金余額，但當債務上限陷入僵局時，這一余額就會被提取到接近零。目前來看，TAG的余額多達3400億美元，余糧還算充足，可以撐好幾個月。最后，相比于通過FERS和TAG輕而易舉地獲得緩沖資金而言，關閉政府的部分業務從而暫時減少政府支出則要艱難得多，因為這樣不僅會讓許多政府雇員拿不到工資，還會影響經濟發展節奏，由此引發的輿論壓力和社會罵聲也不小，因此，只有到了萬不得已時才敢啟用。

其實，在1917年之前，美國政府還是一個懂得節儉與“量入為出”的官僚機構，而且為防止政府依仗強勢地位胡亂借債，美國憲法特意將聯邦政府發行債券(借債)的權力賦予給了國會，要求聯邦政府的任何借債必須征得國會的同意才可實施，即便是老的債券到期，新的借債也須獲得國會的許可，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讓美國政府從此走上債務擴張之路，國會也由此被拉進與政府就發行債務所展開的討價還價的博弈之中。歷史資料顯示，由于戰爭中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國會也沒有精力與時間就每一筆開支進行頻繁的討論與批準，于是就出臺了名為《第二自由債券法案》的文件，準許在聯邦政府總債務不高于當時債務總額度的情況下，財政部可以自行發債融資，這就是債務上限的由來。

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當時的財長摩根索向國會提出了財政部希望擁有國債發行更大靈活性的請求，由此首次明確建立了美國的債務上限額度：短期國債發行總額不高于200億美元；長期國債發行總額不高于250億美元。“二戰”爆發前夕，羅斯福帶著摩根索面見國會兩黨領袖，要求將兩個上限合并為450億美元，且不定義長期債券還是短期債券，由此才有了總債務上限這一說法。“二戰”槍聲打響后，財政部再次上書國會，要求將債務上限增加40億美元以擴充軍用并獲準，于是美國債務上限變為490億美元。戰爭持續了4年，期間巨額的財政支出倒逼著政府不得不向國會屢次開口請求提高債務上限，因此，到“二戰”結束，美國政府的債務上限額度已提至3000億美元。

基于戰后花錢的地方有所減少，聯邦政府債務上限曾出現階段性降低，但到了肯尼迪執政時，越南戰爭再一次將美國政府的債務帶上了小步快跑的軌道，且沒有等到越戰結束，美國政府債務限額已經上漲到了3650億美元。后來，由于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美國政府不得不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正常運轉節奏，而且債務限額幾乎年年都在提高，到1980年，債務上限升至9351億美元。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從里根政府開始，除了克林頓執政時期外，美國政府年年收不抵支，聯邦政府財政赤字一年比一年難看，債務增速如升空火箭，債務上限也跟著一路拔高。

無論是現任財長耶倫還是她的前任們，幾乎一致的口徑是：如果國會不批準提高債務上限，就會引致美國政府的債務違約。回溯發現，自從美國政府借債后，就從來沒有發生欠債不還的違約行為，更沒有因國債上限未能及時上調而延期支付投資人的本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本身根本無法承受因債務違約帶來的風險與代價，而且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愿因此承受罵名與惡名，從而影響自己在選民中的聲望。

不同于其他主權債券，美國國債是以美元計價，而美元又不同于其他主權貨幣，它不僅是國際貿易結算與匯率交易的最主要工具，也是全球投資與融資的最核心貨幣，同時還是各國重要的儲備性資產，這種十分獨特的地位鑄就了美債如同美元一樣的優勢特征：全球廣泛流動性、可交易性和變現靈活性。也正是如此，在目前美國國債的持有者中，海外投資者持有量達到了三分之二。對于美債來說，一旦違約，形式上看是政府信譽的破產，但實際是美元信用的解體，而對于美國而言，美元乃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脊梁，一旦主權債違約動搖了美元的公信地位，不僅意味著美國面向全球融資的功能盡失，也代表美國控制與遙感全球的絕密武功盡廢。

進一步分析發現，一旦出現債務違約，侵蝕的不僅僅是美元信用，更會讓美國經濟賴以生存的消費驅動模式難以為繼。美國的消費率目前高達80%以上，且作為刺激消費的政策導向，美國稅法一直鼓勵借錢消費，不僅抵押貸款利息可以用來抵扣應稅收入，還沒有任何增值稅或國家銷售稅。而為了刺激和支持借貸消費，美國必須有龐大的借貸資金，為此需要通過發行國債將流向全球的美元置換回來，而發達的金融市場無疑為美國引資回國提供了便利。看得出，如果發生違約，那些賣出去的美債恐怕不等美國回收就會被市場拋棄，最終不僅“回血”無果，消費會發生嚴重“貧血”。

同樣，維系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的貿易平衡模式也會提醒美國政府在債務違約問題上馬虎不得。不錯，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常項目貿易赤字國，但這里的赤字只是貨物貿易赤字，千萬不要忽略美國還是世界最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國，而且美國的資本項目順差規模也是全球最大，兩項相權，美國的國際收支其實是處在基本平衡的良性狀態。

貨物貿易逆差顯示的是進口大于出口，貨幣形態表現為美元的外流，服務貿易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顯示為資金進口大于出口，也就是美元的流入，說得直白一些就是，貨物貿易逆差等于就是讓美國用美元稱心如意地買到了全球出口國的廉價商品，服務貿易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等于就是美國憑借技術與金融比較優勢駕輕就熟地完成了美元的回歸。

當然，維系這種逆差與順差并存狀態下的國際收支平衡，同樣是美債不可出現違約。因為如前所指，美債違約直接傷及的是美元信用，而美元受損等于就是美國需要在經常項目中用更多的貨幣購買原來等量的物品，赤字也會變得越來越難看，同時資本項目下收回的美元也并不是先前支付出去的等價貨幣，而這樣不劃算的買賣美國無論如何是不會讓它出現的。

也正是不想看到因國債上限問題而導致違約的慘烈結果，自1940年有記錄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上限不斷地獲得了修改，總計調整次數多達104次，平均每9個月一次。當然，相比于不愿意承受債務上限所引起的經濟代價而言，國會兩黨，尤其是在野黨更樂見政府關門的場景出現。資料顯示，因債務上限的僵局，卡特政府曾經5次關門，里根政府8次被迫關門，克林頓政府遭遇兩次關門，奧巴馬政府經歷了16天的關門，而到了特朗普政府，出現了歷史上最長時間的政府部門停擺。當然，政府關門也不會影響兩黨就債務上限的談判進程，直至最后一刻雙方會以互相妥協收場，而拿到新增指標的財政部也能稱心如意地開動債券印刷的機器。由此看來，債務上限危機其實就是美國兩黨聯袂導演的一場政治力量博弈的豪華鬧劇。

（文章來源：國際金融報）